(版权为北京晚报所有)
    
    京商赵勇
    
    本报记者 郑勇
    
    对于一位掌管着40多亿元资产的人来说，在国内早应该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可是，富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赵勇却是个例外。即使到互联网上搜索赵勇的资料，也只有可怜巴巴的一两条，仅仅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富华国际集团总经理”而已。其实，个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一位十分风光的母亲———陈丽华。去年底，陈丽华刚刚被评为福
    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五名，资产5．6亿美元。母亲现在所拥有的财富，正是赵勇所经营的资产。
    
    　　一
    
    走进长安俱乐部七层富华国际集团总裁办公室，第一感觉就是充满了中国特色。传统式样的木制办公桌、传统式样的木制座椅，桌椅后是一墙镂空的木制装饰，会客的是另一张木制方桌和四把靠背木椅。临窗摆放着一艘木制的“一帆风顺”的仿古帆船，窗外是宽阔的长安街和富丽的北京饭店。也许是很少在媒体频频曝光的缘故，赵勇开始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有些腼腆，总是低垂着眼帘自顾自地回答记者的问题。尽管已经身为集团总裁，但是赵勇首先表达的是对母亲的感激之情。“从记事起，到小学、中学、大学，再到工作，一直到现在都受到母亲的影响。1月3日，过43岁生日的时候，我就对集团员工说，孩子的生日就是母亲的难日。这是一个人的根本。我希望公司员工都应该孝顺父母。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怎么能够和同事合作，我们不要这样的人。”
    
    赵勇将集团办公室安置在长安俱乐部，不仅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且因为长安俱乐部是母亲交给他的第一项工程。可以说，是自己回报母亲的一份贵重的礼物。
    
    1992年，陈丽华决定回到北京创办一番事业，长安俱乐部是她的第一个项目。按照设计规划，长安俱乐部地上十层，地下三层，建筑面积24000平方米，以酒店、娱乐为主。面对新的挑战，陈丽华将这个新项目交给了刚刚弃政从商的赵勇。
    
    不过，赵勇发现北京酒店业发展十分迅猛。请来专业人士调研，发现酒店、娱乐并不适合长安俱乐部。最终，赵勇将长安俱乐部定位为高级商务会所。当时，香港这种会员制的豪华俱乐部已经初露端倪，赵勇就逐一去这些会所参观，看看会所到底是什么样子。等到将香港的十几家会所转了个遍后，赵勇心里有了底。到北京后，赵勇再次进行了市场调查，发现北京的外商投资十分活跃，而且确实需要一个能够进行会议、谈判、沟通的俱乐部。兴建一个现代化的会所正当其时。不过，赵勇的想法也很简单，反正面对的都是一些大款，俱乐部总体建得豪华、排场，自然能够聚来各方“财神”。
    
    1994年，长安俱乐部落成。落成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合作的管理公司。赵勇将目光投向了海外，他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个最好的管理公司来管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经过多方奔走，多方洽商，最终选定了美国的一家管理公司。这家公司管理着全球100多家会所。当赵勇满心欢喜地陪同对方参观完俱乐部后，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告诉他：“赵，这里不是会所，而是餐厅。如果请我们管理的话，你必须重新进行装修。”
    
    赵勇当时就感觉像兜头被泼了盆凉水。要知道俱乐部的装修费高达1000多万元，完全照着豪华、排场设计的。管理公司负责人安慰赵勇：“硬件设备确实很好，但是会所凭借的还有软件设施。在会所建设前，就应该找到管理公司，共同设计会所的风格。这是你最大的错误。”赵勇一听，人家是内行，确实讲得也很有道理。于是，接受了对方的意见。
    
    但是，这么大的事情肯定需要和母亲董事长商量。陈丽华听罢，当即表示不同意拆。问：“对方讲的对不对，现在谁也不知道。难道就凭人家一句话，投资这么大的装修说拆就拆了。你就不会找一个补救的方法。”
    
    “对方是行家，说的有道理。这笔投资失误是我的责任，将来我肯定能够赚回来。不成就记在我的账上。现在只能这么做，否则损失要比这儿多得多。我相信我的感觉。”这是赵勇头一次和母亲顶嘴。
    
    这头一次没有听自己的话，倒让陈丽华觉得赵勇成熟了。于是，自己又多掏了1000多万元，让赵勇将原有的装修全部拆除，然后按照管理公司的设计重新进行了装修。现在，长安俱乐部已经有了800多个会员，成为京城最好的会所之一。赵勇十分感慨：“如果当时没有进行改造，创出自己的特色，长安俱乐部也许会像京城许多会所一样从人们眼里消
    失了。”
    
    不过，长安俱乐部的成功仅仅是这笔学费一个小小的成绩。从这件事情上，赵勇树立了业主和管理分开的意识，“项目能否被社会承认的关键，是找真正能管理的人来经营。”这就是富华集团的项目经营总是委托专业管理公司进行的原因。长安俱乐部就是一个典型。
    
    　　二
    
    “少说多做”是陈丽华送给赵勇的座右铭。赵勇说：“自己受家庭的影响非常大。小时候，家里很穷。书包、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母亲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就一定以身作则，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记得吃饭的时候，母亲不让剩饭粒，就一定将自己的饭碗吃得干干净净。现在家里有了钱，我仍然保留着不浪费的习惯。”
    
    不过，最终决定赵勇性格的，还是社会这个大课堂。赵勇中学就读于北京22中，22中是体育传统校，赵勇的专长是短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赵勇的速度就引起学校老师的注意。当时，体育好的人是全校同学羡慕的对象。能够进入22中当然是件很光荣的事情。赵勇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到东城区体校参加训练。真正接受专业训练，赵勇才感觉到搞体育
    并不是一件总是快乐的事情。
    
    训练是枯燥的。每天的任务就是围着跑道跑圈。有时候，十几个400米下来，累得躺在地上动都不想动。到后来，以至于见到教练就紧张，看到跑道就觉得累。一天，赵勇对陈丽华说：“我不想练了。”这句话确实让陈丽华颇感意外。她告诉儿子：“既然有这个特长，就应该保持下去。如果你不练了，那么在别人眼里你就是逃兵。”这句话给了赵勇
    莫大的刺激。
    
    从那天起，赵勇成了田径队里最刻苦的队员。除了教练安排的任务，赵勇还不断给自己加码。渐渐地，赵勇发现了奔跑的乐趣。他感到跑得越快身边越没人，眼前的视野越开阔。奔跑的乐趣在于不是跟着别人，而是让别人跟着自己。那么，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就是争第一。
    
    1976年，16岁的赵勇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他夺得了60米冠军，并创造了北京市中学生纪录。赵勇告诉记者，那一段时间，可以说培养的是自己的意志品质。用现在的话说，体验到竞争的乐趣。
    
    但是，赵勇的理想不是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像当时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他也想上大学。1978年的高考，和现在的高考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文革”耽误的大批学生都想挤上大学这座独木桥。按照当时的录取比例，说百里挑一，毫不为过。这对于赵勇来说，困难也是可想而知了。尽管训练耽误了半天时间，而且确实累得精疲力竭，但是赵勇从来没有因此缺过课。有时候，班里上课的只有七八个人，但这七八个人里肯定有赵勇。当高考临近的时候，陈丽华更是给予赵勇莫大的关心：“回到家里，什么事情都不要管，读书就行了。”那时候，赵勇是整片胡同最晚睡觉的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赵勇最终考取了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专业。赵勇告诉记者，选择专业的时候并不太懂，以为这个专业将来培养的都是从事野外活动的人员。当时的想法就是不想再搞体育了，但是希望能够做跟体育还有一些关系的事情。结果，开学才发现讲授的都是有关城市规划的课程。不过，这也合自己的口味。从小他就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楼房，发现建造别致的楼房都会驻足半天看个究竟。没想到这个选择与现在从事的工作不谋而合，也许这就是当时的灵感吧。
    
    　　三
    
    1982年，赵勇大学毕业，面临着新的选择。此时，陈丽华已经到香港去创业，正是自顾不暇的时候。赵勇必须选择自己的未来。临分配的时候，正赶上深圳市来到北京大学挑选应届毕业生。赵勇顺利通过了面试，成为深圳市委组织部的干部。上世纪80年代，深圳刚刚成为国内创业的首选之地，来深圳的人都是抱着办公司、挣大钱的目的。可是，赵勇
    的想法和当时绝大多数应届毕业生一样，当商人不如做机关稳定。再说了，在组织部门工作，将来肯定能够混个一官半职的。
    
    对于新来的大学生，机关工作显得很简单。打水扫地、帮着抄抄写写、收文发文。但是，赵勇同样大有收获。他说，这段组织人事工作经历，让我学到了工作的严肃性、保密性，同时知道了为人处世必须谦虚。赵勇的良好表现很快赢得领导、同事的信任。一个到日本北海道银行进修银行管理的机会给了他。
    
    在北海道银行的第一堂课，赵勇就被日本老师提问：“你对董事会有何看法？”当时国内几乎见不到股份公司，董事会为何物，确实令赵勇摸不到头脑。“连董事会都不知道，你还来我们日本学什么？”日本老师很不客气。这一轻蔑的表示，激起了赵勇的火气。不过，他这火没有发到老师身上，而是自己下工夫去学习日本的企业管理。
    
    北海道银行的业务范围很广，和索尼、松下、日立等日本大公司都有着业务联系。借着进修的机会，赵勇有机会深入到日本的企业。以前，对日本企业的了解还是来自各种各样的管理书籍。但是，身临其境的感受是从书本上无法得到的。也正是因为日本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学生的看不起，使赵勇更加珍惜每一次了解日本企业的机会，而且对于日本最新
    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也及时了解、掌握。
    
    赵勇对记者说：“最初到日本学习的想法是了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日本职工的敬业精神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但是，当时日本对中国人并不是很尊敬，而且这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国不够强大。出于将来能够被人尊敬的愿望，我一点一滴地从日本企业、日本老师、日本职工身上汲取有用的东西。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我萌生了有朝一日也要办企业的想法。中国人并不比日本人差，我要搞个企业一定争过他们，帮助中国赶超日本，真正树立民族的尊严。”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1990年，陈丽华以董事长的身份邀请自己的儿子加盟香港富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担任集团总裁共同开发北京市场。
    
    　　四
    
    香港富华以房地产起家，开发北京房地产也是陈丽华的首选。上世纪90年代，正是北京房地产业起步的阶段，国内外资金竞逐房地产市场。但是，赵勇显得充满自信，世界上最优秀的投资者都盯着北京房地产市场，经营的项目肯定比国内强。但是，自己是在北京这块土地上长大的，熟悉北京的大街小巷，了解北京老百姓的需求，在盖楼操作上具有其
    他企业都不具备的优势。如果说长安俱乐部是为小众服务的话，那么丽苑公寓可以说开始为大众服务了，而且的的确确是个开始。
    
    1997年丽苑公寓建成，赵勇发现毗邻丽苑公寓的王府井附近拥挤的交通已经很成问题，这在赵勇头脑中留下了一个不深不浅的印象。之后，赵勇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听到了关于改造王府井的提议。王府井大街改造完成后，车辆进不来出不去，应该打通东侧的金宝街。赵勇听了，立刻产生了兴趣。因为他就是在东城长大的，感觉只要金宝街打通了，周边
    的价值就出来了。
    
    1998年，北京市为了引资改造王府井，把金宝街项目列为北京赴港招商的重点项目。赵勇当年在香港正式签约，负责投资修建金宝街的东单北大街至南小街段的道路和两侧房地产开发。“国外企业不修路只投资，其实就是对北京的市场情况不了解。道路建成了，就是优势。这也是为两侧的老百姓做贡献。”赵勇如是说。
    
    金宝街项目是把王府井大街的后段和东二环路直接相连，使王府井大街除了南北两头外又多了一条和二环连接的通道，以分流往来的车辆缓解王府井的交通紧张状况。和以往由政府修路的市政工程不同，金宝街项目是由开发商投资修路、解决居民拆迁费用，政府给予开发商道路两侧开发权及配套优惠政策，这种开发模式在北京还是第一次采用。“政
    府一分钱没花把路修了，居民住房条件改善了，我得到了项目开发的支持。”赵勇对此表示满意。
    
    和在投资时一掷万金的果断相反，金宝街的规划总共搞了5次，而且聘请的都是国外著名的设计规划公司。但是，最后都由赵勇一个人说了算。赵勇说：“他们的设计角度往往脱离现实，我就想要他们的概念，毕竟我比他们了解北京。”于是，金宝街项目原定的办公楼规模压缩了。原因是近处东方广场的写字楼很多，至今仍有空置，而且新的写字楼还要推出。而原来没有规划的酒店项目被列在1号标地，达17万平方米，因为王府饭店附近是酒店一条街，将来交通问题解决后这个形象预计会得到加强。同时，原先规划的四合院保护区，赵勇重新调整扩大，不过这些四合院不是用来住的，而是办成四合院酒店，让整个金宝街商业区能吃、能玩、能住……
    
    赵勇在金宝街一期的投入已经超过8亿元，预计整个项目的投入在40亿元左右。不过，赵勇对钱看得很淡，为了赚钱干什么事情，不是真正企业的思路。企业的经营都是先投入后产出。这是一个过程。其实，经营企业就像爬山一样，只要目标明确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直往上爬，这样离终点肯定会越来越近。
    
    不过，赵勇的目标并不仅仅在金宝街上，他的目标是打造一个现代品牌的企业，能够在全球企业中占得一席之地。赵勇告诉记者：“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做得怎么好，这都是从工作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些年最大的收获，可以说就是工作改变人。”